环境治理技术

时间:2019-06-24 15:47:13

治理技术

从最初的扩散稀释、水洗,发展到传统的吸附、焚烧、化学吸收,直至新兴的生物脱臭、光催化氧化、臭氧氧化、等离子体分解等除臭技术,恶臭的治理不外乎是借助于物理、化学、生物手段,或其联合工艺,通过稀释中和、吸收转化或生物降解等过程,减轻或消除之。


恶臭的常规防治技术各有其优势和局限。物理法只适宜处理低浓度、范围小的恶臭,且成本较高;化学法除臭不持久,除臭设施投资和运行费用高;生物法虽成本低廉,效果好,但菌种的筛选培养较为困难,见效稍慢。


因此,应根据填埋场恶臭的特性、强度和除臭要求等,选用合适的治理技术,或采取联合工艺,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恶臭,减少污染。


垃圾场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约为1.4亿吨,除了少部分焚烧、堆肥或回收利用外,其余70%以上被运送到填埋场进行处置。垃圾在填埋场的存放、装卸、平铺、压实等过程中,由于其中有机物的腐烂分解,不可避免将产生恶臭污染。


恶臭气体按其组成可分成5类:①含硫化合物,如H2S、SO2、硫醇、硫醚等;②含氮化合物,如氨气、胺类、酰胺、吲哚等;③卤素及衍生物,如氯气、卤代烃等;④烃类及芳香烃;⑤含氧有机物,如醇、酚、醛、酮、有机酸等。


恶臭既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又将产生二次污染,因此在填埋场的选址、运行和封场等过程中均应被单列考虑。特别是在填埋场运行过程中,因其产生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制度漏洞

环保工作虽然越来越重要,但中国的整个环保体系的运作流程和十几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春节假期刚一结束,国家环保总局便连发两道金牌,先是通报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接着在次日,环保总局又开始全面排查新建化工项目,少帅潘岳高调要求全力消除环境隐患、推行规划环评、防止松花江事件重演。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改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之前,跑环保口的记者,肯定不象今天这样动辄便能发出头条新闻。毕竟,在计划经济当道时,一纸命令直接就可以让项目或停或死,根本无需采用环保测评这样间接婉约的手段。


早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央对地方经济调控方式的改变,严格执行环保程序成为中央地方博弈时,中央政府组合拳中较有力的一个套路。


但环保风暴也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在保持其坚硬力度的同时,能否更加常规化程序化而不要演变成一场运动。


按照日本制度经济学学者青木昌彦的理论,转轨经济中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简而言之,在制度转轨过程中,尽管出现了新的制度,但在新制度框架中,仍难免有相当一部份是由其经济的历史条件所规定下来的。


把这个理论放在屡屡刮起的环保风暴中来套,那就是环保工作虽然越来越重要。


举个例子,上个月,我去粤北山区采访北江污染一事,当地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向我讲述了他们的难处,作为山区县,经济落后,只能吸引一些被珠三角淘汰的污染型企业,于是,地方财政来自于这些污染企业所带来的收入,而地方环保人员的工资又全部由地方财政解决。由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受多方因素左右,环保工作的艰巨重担,又只好落在了轻飘飘的官员自身道德建设上了。


多年以前,我也曾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参与过项目落地工作,因为投资上亿,便有来自中央的环保官员拿来材料让我们去填,我记得其中有一份材料叫做《当地居民对此项目的意见调查》,大概有一百多份,我们转手把这些问卷塞给了当地的官员。为了吸引投资,官员自己就把问卷搞定了,所以,在这些卷子里面,你当然看不到,有谁会不知好歹地怀疑项目可能会造成的污染。


其实这种境况绝非环保部门一家所遇到的。我曾做过一个检察改革的调查,许多检察官向我抱怨,由于检察机关的经费依靠地方财政负担,于是司法机关仰人鼻息的事就在所难免。甚至在各级检察院的人员录用上,省检的话语权还比不上该市人事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一个思路,希望效仿海关,将各级检察机关的经费转由省级甚至中央财政支付,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至今没有见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倘若由于制度设计的漏洞,使得司法独立都遇到这么多的阻碍,那么,对地方环保机关能否自觉自愿地贯彻中央的意图,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抱怀疑态度。[1]


水环境质量评价分级及程序


我国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起步较晚,但近几年来进步很快。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于1993年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1U/T2.1-2.3-93),从技术和方法上对我国环境质量评价进行了系统的规定,环境质量评价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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